独家中文：《自然》对联合国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姆雷玛最新专访 | 绿会国际部2020后框架速递
中国绿发会专业号 2020/7/8 16:44:29
2020年6月30日，《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刊发一篇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姆雷玛（Elizabeth Mrema）的详实专访。根据绿会国际部的观察，这应该是姆雷玛女士被联合国秘书长正式任命为CBD执行秘书之后，接受的首个全面的媒体专访。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自然资本联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等在内的全球各机构都立刻互相转发、分享了这篇专访。 绿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长期与姆雷玛女士保持互动和沟通。月初周博士曾第一时间致信对她获任表示祝贺，并很快获得姆雷玛女士的回信和感谢。这篇细致的专访，使世人对姆雷玛女士、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以及将通过谈判而在明年昆明COP15会议上通过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更多的认识。周博士2019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CBD“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ABCMs）专题研讨会期间，与姆雷玛女士再次会面。（来源：绿会） 绿会国际部专门将这篇内容也有涉及野生物种可持续利用的专访整理为中文，以飨读者。同时，对姆雷玛女士无畏艰辛，在现今形势下领导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以达成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而表示由衷的钦佩。伊丽莎白·姆雷玛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带领着各国就新的生物多样性目标进行谈判。 本月初，伊丽莎白·姆雷玛被任命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秘书，这使她成为领导这个政府间机构的首位非洲女性。《生物多样性公约》是由一项联合国条约所创建的，在1992年由各国签署生效，帮助设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目标。 姆雷玛是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律师，目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工作。她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担任领导职务十多年之后，在一个关键时刻开始了她的新角色。她将负责监督为下一个十年制定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协议，而该协议目前正在起草中。这项协议原定于10月在中国昆明的一次会议上签署，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这已经被推迟到了明年。 之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于2010年签署，被称为爱知目标，人们普遍认为它未能阻止物种的灭绝。一些科学家现在再次呼吁建立一个单一的目标来阻止物种的灭绝。但是其他人担心，一个灭绝的目标会使其它的重要目标被忽视，例如确保生物资源的惠益分享。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最初源于动物，后来传播给了人类，它也再次引发了对停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呼吁，激起了希望保护物种的人和推动物种可持续利用的人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气氛。姆雷玛向《自然》杂志讲述了大流行怎样影响到了谈判，以及未来的挑战。 考虑到整个世界刚刚从COVID-19大流行的封锁中走出来，或者说，仍然处在封锁当中，有人也许会说，我在一个对生物多样性来讲并不合适的时机被任命。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因为生物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更多地讨论。人们更加认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及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我们通过森林砍伐、农业扩张、畜牧业集约化和栖息地破碎化进行的干扰，使野生动物暴露并使它们与人类更加密切地接触，导致了病原体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外溢，通过贸易和旅游业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以及目前我们身处其中的爆炸性大流行。 这些对《公约》来说都不是新问题。但是，大流行使这些问题浮出了水面，并强调了关于如何预防未来大流行的讨论。我仍然认为2020年是生物多样性的超级年，因为我们在这一年里准备、讨论、建立意识并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项协议将在2021年达成。 关闭生鲜市场和完全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将对依赖野生动物的社区产生负面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社区一直与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保护它们，并以可持续的方式消费它们。问题是我们这些城市居民，将野生动物从森林和灌木丛带到了城市，来满足我们自私的口舌之欲，从而干扰了和谐的环境。野生动物的消费者和买家不是穷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富裕社区。 全面禁止也会为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打开大门。相反，我们需要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框架内继续经营的生鲜市场中采取更加卫生的措施，并规范野生动物贸易。我们需要确保那些依赖于此的社区可持续地消费物种，同时也要遏制非法贸易。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些科学家呼吁《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一个基于物种灭绝的全球性、可衡量的目标。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如果生物多样性界能像气候变化界那样，成功地提出这样一个能引起我们所有人共鸣的目标，那就太好了。但是很难找到一个答案，因为有关生物多样性议程问题的性质是多方面的。除非我们能够提出一个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的目标，否则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但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它将成为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每个人都可以配合来传递一个关键的信息。您认为大流行期间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怎样影响谈判? 我们希望，尽管存在任何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是通过以自然的名义发声，我们将成功地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各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国际合作。 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各国正面临COVID-19造成的经济衰退，重点将放在经济复苏上。各国政府可能无法像没有大流行那样为实施我们正在起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同样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我们需要确保经济复苏融入绿色经济和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各国重建更美好，在其刺激方案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停止导致生物多样性进一步退化的激励措施，这也有助于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一些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一点。例如，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将生物多样性丧失、缓解气候变化和适应措施纳入其恢复计划。 我的首要目标是使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谈论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的重要性，了解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的变化、污染和入侵物种的影响。 这些利益攸关方将帮助我们，向各国政府施加积极的压力，促使他们就一个雄心勃勃、具有变革意义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然后帮助我们实施该协议。我们不希望昆明只是一个环保界的会议，而是让年轻人、企业、当地社区、城市和市民们都参与进来。 这些努力正在线上的网络继续进行。在此期间，我们开展了更多的磋商，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参与。我看到了很多支持和承诺，但目前这些只是口头上的。它们会转化为切实、可衡量的、明智的行动吗？这让我彻夜难眠。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您如何确保下一个协议不会重蹈覆辙？ 很显然，我们会失败，或无法实现所有的爱知目标。这些失败的原因现在已经为人所知，我们正在将这些经验教训纳入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草案。与之前的目标不同，这次的主要区别在于，包括青年、企业和土著群体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对草案的不同迭代做出了贡献。 各缔约方仍是最终采纳该框架的决策者，但他们已认识到，在谈判和实施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其他团体的参与。 此外，侧重实施爱知目标的是环境部门，但是这一次，卫生、农业、渔业、林业、规划和财政部门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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